美國牧師呼籲焚燒可蘭經。如果燒得成，人類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距離，又近了一步。
燒經危機，第一個要負責的，是總統奧巴馬。紐約九一一前世貿中心的地址一百碼外，一個回教地產商要拆掉一幢百年舊樓，改建清真寺。
在法律上，地產商有錢，完全可以這樣做，但在感情上，美國人不答應，紐約也有七成市民反對，紐約是左派知識份子的基地，平時最愛反種族主義，又把「文化多元」（ Multiculturalism）掛在嘴邊。奧巴馬以為，「文化多元」像共產烏托邦一樣是真的，但他低估了美國左派的虛偽。文化人雖然口講「文化多元」，但他們論述文化的沙龍，永遠是西式酒吧和咖啡店，以及鄰近的「氛圍」。就像台北的誠品店，不會開在小販和竹聯幫出沒的萬華區。如果紐約的格林威治村也蓋三五座清真寺，加十來家金龍和大紅燈籠裝飾的中國餐館，「氛圍」變了，紐約的文化人再自由（ Liberal），也會悄悄揑着鼻子搖着頭搬遷。
這種心理，只要在西方社會真正生活過，都知道，香港許多喜歡「論述」文化而扮嘢眺望倫敦紐約的崇洋本土「文化人」不知道，毫不出奇，但身為總統的奧巴馬，卻不可能不知道。
紐約「九一一」地點蓋清真寺，是紐約市長範圍的事，俱由市長動腦筋解決，例如，紐約也要「保育」百年的集體回憶舊建築呀，或找一個唐人街風水師，塞給他一叠美金，叫風水師游說：「九一一」地點一帶寃魂陰氣重，會鬧鬼的呀，不如，清真寺搬來唐人街的 Canal Street，蓋在孔子像對面，「文化多元」的同時，還可以吸一點唐人的財氣，讓大家通通都發達呀，等等。
現在，「九一一」不遠處既「依法」建清真寺，終於也刺激了性格牧師依美國憲法言論自由公開燒經。希拉莉公開譴責，是沒有用的，應該馬上派人與牧師密談：千萬不要輕舉妄動，給我們一點時間，對於紐約建寺問題，奧巴馬願意對民意妥協了。
這才是政治。因為這是一個愚昧的世代，雖然有了網絡和手機，但沒有了思想家和大政治家，人類正開始步入一個全新的黑暗科技中世紀。在黑暗時代，首先無言論自由，這也敏感，那也會觸動神經。情感本來是美好的事物，但向極端發展，就變成「情緒」，正如民主氾濫，變成「民粹」一樣。在集體癲狂的情緒挑起戰爭之前，情感必須適當引導而管理，但看來小黑子沒什麼智囊。
情感的惡細胞，就是情緒，民主的腫瘤，就是民粹。這個世界，蠢人浮面，形成主流，快要末日了。怕？怕也沒用，毛澤東說，這是歷史客觀規律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主席再壞，若干問題，還是有遠見的。
2010年9月22日 星期三
又摑一巴掌
馬尼拉屠殺，賓國總統繼不接小曾電話，「調查報告」出來了，又補摑了特區小曾一巴掌。
因為「調查報告」的副本，「呈遞中國政府」，理由是事件遇難的八人，是香港人。
換句話說，賓總經美籍愛國評論員小次山一提醒：「曾蔭權你算老幾」；你小曾給我打電話，給我寫信，不但老子不理你，「調查報告」還交給你在北京的主子。
賓總阿基諾三世明欺負曾蔭權：首先，馬尼拉屠殺，有幾個死者是加拿大籍港人，送北京一份副本，也該向渥太華同時送一份。其次，小次山雖然喝斥曾蔭權沒資格操辦，但小次山也指出過，只殺了八個香港人，這種事情，對於胡總，是小題大造，賓總的報告，「呈遞」給胡總，中央政府可以閉門不接，反指示給賓總三世：本府日理萬機，這種屁大的報告，請轉呈下面特區特首府，地址香港中環上阿厘畢道，曾蔭權爵士收。
只要依基本法一「授權」，曾蔭權就可以笑嘻嘻的等賓總的報告， DHL到北京，再反彈回香港，讓賓國的領事，來到特首府的門口，由門警通知：曾蔭權出了境，在鄰近地區打高爾夫球，你這個信封，不知有沒有生化毒藥；然後叫保安局找個專家，戴上防毒面具，驗足兩天之後，才向特首辦的看門警察，作一個拇指食指圈狀的 OK手勢，再由門警放上層層請示，再層層通報下來，由特首官邸的一個菲傭出來接收，再向記者同時宣布以後這件事，轉交食物 衞生局局長周一嶽處理。為什麼是周一嶽？因為他這個姓好玩。今後由周局長出面，向賓國交涉，史稱「香港特區賓周會談」。
維護民族尊嚴，不必上尖閣列島那麼遠搞事。近在眼前，有一個賓總把屁股翹送上門，本來，你也可以為中國和香港人爭點面子。但賓總阿基諾三世，看透了中國人君臣父子的面子心理，這小子雖然精於儍笑，但一點也不儍。
可憐特首還剛勒令賓國政府「吸取教訓」呢，但賓總反手，又給曾蔭權一點點教訓。
這口氣，怎嚥下去？本來，有辦法的，曾特首可以宣布：鑑於賓國和香港的正常往來事務，已經提升到賓中外交層次，那麼由今日起，十四萬賓傭，在中國香港的簽證，香港特區的入境處照照鏡子之後，忽然自慚形穢了，覺得自己沒有這點「次主權」來操辦了，請十四萬賓傭在傭工簽證期滿之後，全部離境，回馬尼拉的中國領事館簽證部去排隊申請續簽好了。
曾特府敢不敢向賓國總統這麼牛 B發聲？如果敢，民望會再升三十點。
因為「調查報告」的副本，「呈遞中國政府」，理由是事件遇難的八人，是香港人。
換句話說，賓總經美籍愛國評論員小次山一提醒：「曾蔭權你算老幾」；你小曾給我打電話，給我寫信，不但老子不理你，「調查報告」還交給你在北京的主子。
賓總阿基諾三世明欺負曾蔭權：首先，馬尼拉屠殺，有幾個死者是加拿大籍港人，送北京一份副本，也該向渥太華同時送一份。其次，小次山雖然喝斥曾蔭權沒資格操辦，但小次山也指出過，只殺了八個香港人，這種事情，對於胡總，是小題大造，賓總的報告，「呈遞」給胡總，中央政府可以閉門不接，反指示給賓總三世：本府日理萬機，這種屁大的報告，請轉呈下面特區特首府，地址香港中環上阿厘畢道，曾蔭權爵士收。
只要依基本法一「授權」，曾蔭權就可以笑嘻嘻的等賓總的報告， DHL到北京，再反彈回香港，讓賓國的領事，來到特首府的門口，由門警通知：曾蔭權出了境，在鄰近地區打高爾夫球，你這個信封，不知有沒有生化毒藥；然後叫保安局找個專家，戴上防毒面具，驗足兩天之後，才向特首辦的看門警察，作一個拇指食指圈狀的 OK手勢，再由門警放上層層請示，再層層通報下來，由特首官邸的一個菲傭出來接收，再向記者同時宣布以後這件事，轉交食物 衞生局局長周一嶽處理。為什麼是周一嶽？因為他這個姓好玩。今後由周局長出面，向賓國交涉，史稱「香港特區賓周會談」。
維護民族尊嚴，不必上尖閣列島那麼遠搞事。近在眼前，有一個賓總把屁股翹送上門，本來，你也可以為中國和香港人爭點面子。但賓總阿基諾三世，看透了中國人君臣父子的面子心理，這小子雖然精於儍笑，但一點也不儍。
可憐特首還剛勒令賓國政府「吸取教訓」呢，但賓總反手，又給曾蔭權一點點教訓。
這口氣，怎嚥下去？本來，有辦法的，曾特首可以宣布：鑑於賓國和香港的正常往來事務，已經提升到賓中外交層次，那麼由今日起，十四萬賓傭，在中國香港的簽證，香港特區的入境處照照鏡子之後，忽然自慚形穢了，覺得自己沒有這點「次主權」來操辦了，請十四萬賓傭在傭工簽證期滿之後，全部離境，回馬尼拉的中國領事館簽證部去排隊申請續簽好了。
曾特府敢不敢向賓國總統這麼牛 B發聲？如果敢，民望會再升三十點。
「保釣」通識
所謂保釣，一場好戲，看點甚多。香港流行說「通識」，看戲可以增進趣味和通識。
看戲要講懸念，戲劇衝突，起承轉合，好戲會令觀眾狐疑：嗚嘩不得了，該怎樣收科？
大陸「九一八」遊行，只是過場，鬧得差不多，自然都會「以大局為重」收檔，這一點，毫無懸念，大家都知道，日本政府，自然也看破了，所以扣下的船長，日本也依法治國，就是要依法扣滿十天，一天也不少。
美國的華人社團，據說也醞釀在日本的紐約總領事館門前抗議了。據說「華僑有愛國傳統」，海外遊子，看見國土淪陷，都會義憤填膺，一百年來都是這個樣子。
但是有沒有發覺：在日本僑居的中國人，有八十萬之眾，美國華人起來「保釣」，香港台灣也有「保釣」，唯獨日本的華人，八十萬，人強馬壯的，相當於赤壁之戰曹操大軍南下的總軍力，日本華人卻不「保釣」，東京、大阪、北海道，完全沒有日本華人的示威遊行？
這就是「保釣戲劇通識課」最有趣的盲點了。日本華人不保釣，「海外華人有愛國傳統」這句話，就有了點「偽命題」的味道。香港人一向有「新聞失憶症」，馬尼拉大屠殺，全香港也義憤填膺，市民出來遊行，菲律賓有一百萬華人人口，其中絕大部份是福建人，按道理「血濃於水」，賓國總統面露微笑，公然謾辱炎黃子孫，賓島的華人，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中學的教師，在上「時事通識」時，不妨問小朋友：為什麼？
在國土的大是大非面前，為什麼美國的華人「愛國」，在日本的八十萬華人卻不發一聲？都說「通識沒有標準答案」，也不對，有時是有的。如果有一個炎黃子孫的小朋友在「獨立思考」之後，舉手試答：「我知道，因為美國的華人，在美國遊行示威『保釣』，他們在美國的綠卡和居留權，不會受影響。他們一面保釣，一面還可以享受美國優越的物質生活，美國政府中立，暫不會把他們驅逐回中國，除非美國有安保條約，加上這一點。」
「既然這樣，」老師繼續問：「中文的『顧全大局』，是什麼意思呢？當你到了日本或者菲律賓僑居，『大局』就是你在當地的居留簽證和居留權不被取消，一切『民族感情』的適度發洩，必須以此大局為尊。中國人的文化，激情再膨脹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，他們一點也不衝動，一點也不儍，最終都知道實際的利益何在，對不對呢？」
這時，一班上的小孩都沉默了。恭喜你，你的通識教育，就成功了，這時候，倒不必再有什麼標準答案的引導了，完全 open，讓他們自己想。身為教師，你可以在黑板上寫上「感性與理性」這個課題，書接下回。這樣教通識，你的學生長大，就不會是一群口腔發達頭腦退化的儍蛋了。
看戲要講懸念，戲劇衝突，起承轉合，好戲會令觀眾狐疑：嗚嘩不得了，該怎樣收科？
大陸「九一八」遊行，只是過場，鬧得差不多，自然都會「以大局為重」收檔，這一點，毫無懸念，大家都知道，日本政府，自然也看破了，所以扣下的船長，日本也依法治國，就是要依法扣滿十天，一天也不少。
美國的華人社團，據說也醞釀在日本的紐約總領事館門前抗議了。據說「華僑有愛國傳統」，海外遊子，看見國土淪陷，都會義憤填膺，一百年來都是這個樣子。
但是有沒有發覺：在日本僑居的中國人，有八十萬之眾，美國華人起來「保釣」，香港台灣也有「保釣」，唯獨日本的華人，八十萬，人強馬壯的，相當於赤壁之戰曹操大軍南下的總軍力，日本華人卻不「保釣」，東京、大阪、北海道，完全沒有日本華人的示威遊行？
這就是「保釣戲劇通識課」最有趣的盲點了。日本華人不保釣，「海外華人有愛國傳統」這句話，就有了點「偽命題」的味道。香港人一向有「新聞失憶症」，馬尼拉大屠殺，全香港也義憤填膺，市民出來遊行，菲律賓有一百萬華人人口，其中絕大部份是福建人，按道理「血濃於水」，賓國總統面露微笑，公然謾辱炎黃子孫，賓島的華人，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中學的教師，在上「時事通識」時，不妨問小朋友：為什麼？
在國土的大是大非面前，為什麼美國的華人「愛國」，在日本的八十萬華人卻不發一聲？都說「通識沒有標準答案」，也不對，有時是有的。如果有一個炎黃子孫的小朋友在「獨立思考」之後，舉手試答：「我知道，因為美國的華人，在美國遊行示威『保釣』，他們在美國的綠卡和居留權，不會受影響。他們一面保釣，一面還可以享受美國優越的物質生活，美國政府中立，暫不會把他們驅逐回中國，除非美國有安保條約，加上這一點。」
「既然這樣，」老師繼續問：「中文的『顧全大局』，是什麼意思呢？當你到了日本或者菲律賓僑居，『大局』就是你在當地的居留簽證和居留權不被取消，一切『民族感情』的適度發洩，必須以此大局為尊。中國人的文化，激情再膨脹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，他們一點也不衝動，一點也不儍，最終都知道實際的利益何在，對不對呢？」
這時，一班上的小孩都沉默了。恭喜你，你的通識教育，就成功了，這時候，倒不必再有什麼標準答案的引導了，完全 open，讓他們自己想。身為教師，你可以在黑板上寫上「感性與理性」這個課題，書接下回。這樣教通識，你的學生長大，就不會是一群口腔發達頭腦退化的儍蛋了。
香港有評論 21/4/2009 周淑賢
【信報】鮮有訪問敝版作者的，他們有甚麼話，就在自己的文章裏說好了。如今陳雲藝榜題名，獲頒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「香港藝術發展獎」藝術成就獎﹙評論﹚，今天舉行的頒獎禮出動特首作主禮嘉賓。陳君總不免成為傳媒的受訪對象，於是我也不避嫌，由作者與編輯的關係，來一個被訪者與訪問者的客串。
二○○三及二○○七年一連兩屆的「香港藝術發展獎」，評論一項的成就獎均從缺，今年大方頒發，為什麼是陳雲？
「有關方面沒告訴我憑甚麼獲獎，但我想……唔，我多年來在報章上寫評論，講藝術資助、保育、書評、劇評、影評……拉拉雜雜甚麼也有。而藝術政策評論方面，把香港文化政策做了一套系統的整理和論述，探討這個問題的話不用從零開始。」《香港有文化－－香港的文化政策﹙上卷﹚》磚頭般的書，花了十年時間作搜集資料，執筆一年多。陳雲表示，有讀者跟他說，以前與官員講文化，講來講去三幅被，有了這本書，可以skip好多廢話，不用由六七十年代講起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收到社會、傳媒、公共行政科老師的回響，說起碼有一部書在手，也可作為碩士生論文研究的基本參考。
陳雲是如何煉成的？
陳雲是如何煉成的？恐怕要從更早說起。八十年代，原名陳雲根的英文系學生，在大學時代已開始投稿《香港時報》和《年青人周報》，寫風俗保存、本土文化的東西。
《香港時報》有國民黨背景的資金，陳雲說，當時《香港時報》很歡迎文史的投稿，「該報很有文人傳統，不時邀請作者雅敘，我雖然只二十歲，初出茅廬，也獲當時的編輯李彭基邀請，同桌的是陳蝶衣、卜少夫、黃康顯啊」！文史、風月以外，大家還談政事、民國舊事。陳雲記得，卜夫人喜串酒，很有中國傳統文人的古風。
《年青人周報》涵蓋影評、流行文化，「當時的作者包括朗天、仰止、曹拔等，時有論戰，針鋒相對，毫不客氣，氣氛更像一個現代沙龍吧」。他說，當時的編輯唐耀祺逢回應都會刊登，於是作者們都慣於筆戰。而每位作者都會專研一兩個學者如傅柯、德里達，或學說，如心理分析、結構主義，當時已嘗試深入討論。陳雲當時專寫傅柯有關評論，因為他同時在《開放》雜誌的前身《解放月報》寫政治評論，對社會控制和政治權力的問題較有興趣。
與《信報》的緣分，始於一九八五年。「當時把劇評投到《信報》文化版，評論尖銳的也會登，感到《信報》是個開放的園地。」
說到這裏，我在《信報》工作多年，很佩服林行止先生、駱友梅女士強調編採獨立，給予編輯和記者極大的空間。訪問可以直擊核心，也可滿紙落霞，糾纏於名人的性取向、拍拖史；編輯既可以力於即用即棄的資訊，也可以發掘專題，提供討論，累積文化的土壤。
及後陳君放洋德國，一九九五年獲哥廷根大學文史學院哲學博士，當香港人還忙選擇往哪裏移民，陳雲逆潮回港。不久，他的文字再出現在香港的報章上。
當上海涅、胡塞爾、叔本華、韋伯與哈貝馬斯的師弟，陳雲還要爬格子？
回港後，看殖民地的最後餘暉，有一個問題縈繞他，「就是回歸之後的文化身份」。記得陳雲在書裏提過，他的美國老師Dr. Louie Crew在推薦信裏寫“Mr Chin's mind has never been colonized”﹙陳君的心靈從未受殖民洗禮。﹚未被殖民的心靈，還有甚麼放不開呢？
「回歸後，香港不能把中共的國民意識直接接收，要發展自己的本土文化和國民意識。」
「國民意識，就是對國家的義務，文化承擔。沒有國家也可以有國民意識，孫中山未共和已經建立『民國意識』。」
「對於香港來說，具體上要為民主中國努力，一國兩制只是緩衝期。」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，聽到這番話，如醍醐灌頂。
為甚麼在副刊討論，而不是直接寫政治評論？
「副刊即使較少人看，但文化是根基。所謂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而不是說『國家興亡』，國家興亡是軍事結果，文化意識被侵襲，才是危急存亡所繫。」陳雲說。
評論對社會的重要性
九十年代末，《信報》文化版編輯梁冠麗策劃「中國文化唔夠班」，由陳雲執筆上陣，對香港中學預科推出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偏頗文化意識灌輸、高壓式考試，大加批評，是近年鮮有的本土文化論戰﹙洪清田語﹚。九十年代市政局殺局，引起社會關注、文化界的討論，文化版也給予版位，鼓勵作者，包括陳雲，討論、評論藝術政策。「這個民主議會最終在我們的眼皮下消失，今天仍有人惋惜，認為在一些社區的事務上，如舊區重建，有市政局的話，可能不會這麼惡形惡相。」另外，陳雲在《信報》文化版開了懷舊散文的先河，那隻跳出井口的青蛙，為故土風物、消失中的新界農業、工匠作記，而這番行為，今天叫保育。
陳雲在他書中的序，都不忘道謝編輯，我身為現任文化版編輯，雖受之有愧，也沾了光。與他討論稿件的方向與細節，記得初為編輯，陳雲文章資料、論證力求嚴謹，但有次有一兩點我認為尚可修改，對於一位無名編輯的意見他亦坦然接受，還回郵道謝，說「所言甚善」。有時一些社會事件向他邀稿，如平安米意外，我們以電郵交流之間，一兩小時他已完成一篇論之以理，說之以義的文章﹙〈派米以禮 輪米以義〉，被邀收錄在《林行止作品集》﹚。
可見，藝評獎頒給陳雲，藝發局不囿於藝術作品的評論，而是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藝評。陳雲現在偶有寫劇評書評，他認為藝評的重要性在哪裏？
「作品的欣賞和經典地位，來自評論家的賞識和評論群體的公認。沒有金聖嘆評《水滸傳》，《水滸傳》只是通俗小說。沒有王國維的《紅樓夢評論》（一九○四），誰會意識到小說的悲劇性格？沒有評論家夏志清的極力推薦，誰會當張愛玲是一回事？莎士比亞的作品未在德國上演，獲得劇評家的品評，賦予深刻意義之前，莎翁只是一位英國通俗劇作家。說得最淺白，七十年代香港的電視劇空前進步，也是因為報章廣泛評論電視，有專門的電視評論園地。電視劇也有嚴肅評論？嚇壞人啊！我研究香港電台的剪報檔案，發現早年《獅子山下》的演出，經常與電視評論互動。有了這些評論，港台才感受到文化界的重視，自我反省，有勇氣探索寫實主義的電視劇。」
但香港報章的副刊，以給讀者潮流、消費推介為己任，重資訊、輕評論，娛樂版動輒幾十頁，但有多少報章刊登藝評呢？
「報紙老闆限制讀者的想像力，也就是限制自己荷包的想像力。現在的報章副刊，很多走上介紹消費、推銷品牌、甚至比較價錢和提供消費情報的歪路，以為這樣就可以取悅廣告商，誰不知忠誠的、有見識的讀者才是報紙的最大後盾。不要貶低顧客的水準，說顧客只是懂得這些。這樣，無疑你的工作容易做，但顧客只會流失，甚至流出香港！香港的創意工業，就是被一群水平低、私心重，又亂點老闆的人搞壞的。」
不進則退風流雲散
「香港的政治評論及文藝評論的版位，在回歸之後急劇萎縮，顯示香港社會在現代化進程的危機。溫家寶總理說的『不進則退』，雖然是說經濟金融範圍，但社會文化範圍，更是觸目驚心……。」
因為評論的緣故，敝版有時被人覺得「老餅」，其實很多藝評人如劉偉霖、李世莊都是二十來歲、三十出頭，難道有獨立思考、批判能力就會被視為「老餅」？
看陳雲的文章都知道，他就是這樣一個老實人，不迴避問題的核心。然而，香港社會中說他偏激的、當他自說自話的、不明白他的文章、批評他的聲音也不少。
有一回，我跟陳雲說，那鐵屋子還在，但吶喊的聲音已被消融了。「是呀，現在鐵皮屋子還更牢呢。」像陳雲這樣不時嚷一嚷，又會讓多少人警醒呢？
「有幾十個讀者就夠了。」他說，也不是那麼悲觀的，他收過不少讀者的來信，分享文化、保育的問題，如九龍城寨、天星等，還有遠至南洋華僑的信簡，跟他談當地的政治、文化。其中有一位讀者，不時以工筆小楷來信，幾頁信紙，洋洋千字，與他分享民初政事、談五四精神，更點出陳雲思想脈絡的轉變，「香港的中文報紙，只有《信報》有這樣的讀者，他們代表一個文化階層，即使裝點，仍要留住這些讀者，他們是關鍵的少數，是作者的精神支持，起鞭策的作用」。
「五四」九十周年前夕，我也想到前人，《新青年》、《良友》的編輯錢玄同、趙家壁等，時移世易，風流雲散……。
二○○三及二○○七年一連兩屆的「香港藝術發展獎」，評論一項的成就獎均從缺，今年大方頒發，為什麼是陳雲？
「有關方面沒告訴我憑甚麼獲獎，但我想……唔，我多年來在報章上寫評論，講藝術資助、保育、書評、劇評、影評……拉拉雜雜甚麼也有。而藝術政策評論方面，把香港文化政策做了一套系統的整理和論述，探討這個問題的話不用從零開始。」《香港有文化－－香港的文化政策﹙上卷﹚》磚頭般的書，花了十年時間作搜集資料，執筆一年多。陳雲表示，有讀者跟他說，以前與官員講文化，講來講去三幅被，有了這本書，可以skip好多廢話，不用由六七十年代講起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收到社會、傳媒、公共行政科老師的回響，說起碼有一部書在手，也可作為碩士生論文研究的基本參考。
陳雲是如何煉成的？
陳雲是如何煉成的？恐怕要從更早說起。八十年代，原名陳雲根的英文系學生，在大學時代已開始投稿《香港時報》和《年青人周報》，寫風俗保存、本土文化的東西。
《香港時報》有國民黨背景的資金，陳雲說，當時《香港時報》很歡迎文史的投稿，「該報很有文人傳統，不時邀請作者雅敘，我雖然只二十歲，初出茅廬，也獲當時的編輯李彭基邀請，同桌的是陳蝶衣、卜少夫、黃康顯啊」！文史、風月以外，大家還談政事、民國舊事。陳雲記得，卜夫人喜串酒，很有中國傳統文人的古風。
《年青人周報》涵蓋影評、流行文化，「當時的作者包括朗天、仰止、曹拔等，時有論戰，針鋒相對，毫不客氣，氣氛更像一個現代沙龍吧」。他說，當時的編輯唐耀祺逢回應都會刊登，於是作者們都慣於筆戰。而每位作者都會專研一兩個學者如傅柯、德里達，或學說，如心理分析、結構主義，當時已嘗試深入討論。陳雲當時專寫傅柯有關評論，因為他同時在《開放》雜誌的前身《解放月報》寫政治評論，對社會控制和政治權力的問題較有興趣。
與《信報》的緣分，始於一九八五年。「當時把劇評投到《信報》文化版，評論尖銳的也會登，感到《信報》是個開放的園地。」
說到這裏，我在《信報》工作多年，很佩服林行止先生、駱友梅女士強調編採獨立，給予編輯和記者極大的空間。訪問可以直擊核心，也可滿紙落霞，糾纏於名人的性取向、拍拖史；編輯既可以力於即用即棄的資訊，也可以發掘專題，提供討論，累積文化的土壤。
及後陳君放洋德國，一九九五年獲哥廷根大學文史學院哲學博士，當香港人還忙選擇往哪裏移民，陳雲逆潮回港。不久，他的文字再出現在香港的報章上。
當上海涅、胡塞爾、叔本華、韋伯與哈貝馬斯的師弟，陳雲還要爬格子？
回港後，看殖民地的最後餘暉，有一個問題縈繞他，「就是回歸之後的文化身份」。記得陳雲在書裏提過，他的美國老師Dr. Louie Crew在推薦信裏寫“Mr Chin's mind has never been colonized”﹙陳君的心靈從未受殖民洗禮。﹚未被殖民的心靈，還有甚麼放不開呢？
「回歸後，香港不能把中共的國民意識直接接收，要發展自己的本土文化和國民意識。」
「國民意識，就是對國家的義務，文化承擔。沒有國家也可以有國民意識，孫中山未共和已經建立『民國意識』。」
「對於香港來說，具體上要為民主中國努力，一國兩制只是緩衝期。」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，聽到這番話，如醍醐灌頂。
為甚麼在副刊討論，而不是直接寫政治評論？
「副刊即使較少人看，但文化是根基。所謂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而不是說『國家興亡』，國家興亡是軍事結果，文化意識被侵襲，才是危急存亡所繫。」陳雲說。
評論對社會的重要性
九十年代末，《信報》文化版編輯梁冠麗策劃「中國文化唔夠班」，由陳雲執筆上陣，對香港中學預科推出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偏頗文化意識灌輸、高壓式考試，大加批評，是近年鮮有的本土文化論戰﹙洪清田語﹚。九十年代市政局殺局，引起社會關注、文化界的討論，文化版也給予版位，鼓勵作者，包括陳雲，討論、評論藝術政策。「這個民主議會最終在我們的眼皮下消失，今天仍有人惋惜，認為在一些社區的事務上，如舊區重建，有市政局的話，可能不會這麼惡形惡相。」另外，陳雲在《信報》文化版開了懷舊散文的先河，那隻跳出井口的青蛙，為故土風物、消失中的新界農業、工匠作記，而這番行為，今天叫保育。
陳雲在他書中的序，都不忘道謝編輯，我身為現任文化版編輯，雖受之有愧，也沾了光。與他討論稿件的方向與細節，記得初為編輯，陳雲文章資料、論證力求嚴謹，但有次有一兩點我認為尚可修改，對於一位無名編輯的意見他亦坦然接受，還回郵道謝，說「所言甚善」。有時一些社會事件向他邀稿，如平安米意外，我們以電郵交流之間，一兩小時他已完成一篇論之以理，說之以義的文章﹙〈派米以禮 輪米以義〉，被邀收錄在《林行止作品集》﹚。
可見，藝評獎頒給陳雲，藝發局不囿於藝術作品的評論，而是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藝評。陳雲現在偶有寫劇評書評，他認為藝評的重要性在哪裏？
「作品的欣賞和經典地位，來自評論家的賞識和評論群體的公認。沒有金聖嘆評《水滸傳》，《水滸傳》只是通俗小說。沒有王國維的《紅樓夢評論》（一九○四），誰會意識到小說的悲劇性格？沒有評論家夏志清的極力推薦，誰會當張愛玲是一回事？莎士比亞的作品未在德國上演，獲得劇評家的品評，賦予深刻意義之前，莎翁只是一位英國通俗劇作家。說得最淺白，七十年代香港的電視劇空前進步，也是因為報章廣泛評論電視，有專門的電視評論園地。電視劇也有嚴肅評論？嚇壞人啊！我研究香港電台的剪報檔案，發現早年《獅子山下》的演出，經常與電視評論互動。有了這些評論，港台才感受到文化界的重視，自我反省，有勇氣探索寫實主義的電視劇。」
但香港報章的副刊，以給讀者潮流、消費推介為己任，重資訊、輕評論，娛樂版動輒幾十頁，但有多少報章刊登藝評呢？
「報紙老闆限制讀者的想像力，也就是限制自己荷包的想像力。現在的報章副刊，很多走上介紹消費、推銷品牌、甚至比較價錢和提供消費情報的歪路，以為這樣就可以取悅廣告商，誰不知忠誠的、有見識的讀者才是報紙的最大後盾。不要貶低顧客的水準，說顧客只是懂得這些。這樣，無疑你的工作容易做，但顧客只會流失，甚至流出香港！香港的創意工業，就是被一群水平低、私心重，又亂點老闆的人搞壞的。」
不進則退風流雲散
「香港的政治評論及文藝評論的版位，在回歸之後急劇萎縮，顯示香港社會在現代化進程的危機。溫家寶總理說的『不進則退』，雖然是說經濟金融範圍，但社會文化範圍，更是觸目驚心……。」
因為評論的緣故，敝版有時被人覺得「老餅」，其實很多藝評人如劉偉霖、李世莊都是二十來歲、三十出頭，難道有獨立思考、批判能力就會被視為「老餅」？
看陳雲的文章都知道，他就是這樣一個老實人，不迴避問題的核心。然而，香港社會中說他偏激的、當他自說自話的、不明白他的文章、批評他的聲音也不少。
有一回，我跟陳雲說，那鐵屋子還在，但吶喊的聲音已被消融了。「是呀，現在鐵皮屋子還更牢呢。」像陳雲這樣不時嚷一嚷，又會讓多少人警醒呢？
「有幾十個讀者就夠了。」他說，也不是那麼悲觀的，他收過不少讀者的來信，分享文化、保育的問題，如九龍城寨、天星等，還有遠至南洋華僑的信簡，跟他談當地的政治、文化。其中有一位讀者，不時以工筆小楷來信，幾頁信紙，洋洋千字，與他分享民初政事、談五四精神，更點出陳雲思想脈絡的轉變，「香港的中文報紙，只有《信報》有這樣的讀者，他們代表一個文化階層，即使裝點，仍要留住這些讀者，他們是關鍵的少數，是作者的精神支持，起鞭策的作用」。
「五四」九十周年前夕，我也想到前人，《新青年》、《良友》的編輯錢玄同、趙家壁等，時移世易，風流雲散……。
DIALOGUE WITH CHIN WAN 與陳雲對話
未看陳雲新書《中文解毒》之前，已經一直自覺中文有限公司，看過後更立即「報窮」（破產－－BANKKRUPT之諧音妙譯），以前講起語文能力便知醜面紅，而今講起直頭面青。怎麼自己以為熟悉的語言原來這麼陌生，這麼不知不覺地被扭曲了？
知恥近勇，厚著面皮，懷著報窮失敗的心情及病到七彩的語文能力去拜訪陳雲，一心本著聽聽他對我們這一代人罵個狗血淋頭吧，誰知這位文字狠辣火爆的前輩，說話極其斯文，他不但沒痛斥，反而對我們的糟糕表示同情及憐憫。香港的中文被扭曲到令他如此扯火，可以想像這些文字是如何地混帳吧。
M：為甚麼你的姓氏英文譯音和大部份香港人的有點不同？
C：那是因為我阿爺是南洋華僑，他從廣東坐木船移民馬來西亞，到五零年代，毛澤東在中國建立了新政府，需要大量人才，那時派船隊到南洋號召華僑回國服務，於是我爸爸上了船返大陸。當初他在大陸受到的待遇還算不錯，在長沙讀西醫畢業，後來到青海服務，再後來開始遇到反右運動，留學生、資產階級成為主要對象，結果他下放到廣東，輾轉偷渡到了香港。
M：是否這樣的家庭背景令人對大陸的印象不太好呢？
C：有一點點吧。（M：那更多的原因是甚麼？）因它為中國帶來很多不能逆轉的傷害，如將整代知識份子鬥垮、將舊文化弄壞、強制推行簡體字以及奇怪的語言教育，那都是難以修復的傷害，要用很長時間才能復原呢。
M：你在大學時修讀甚麼科目？
C：我大學本科修英文，碩士修讀比較文學，在德國讀民族學。在德國那段時間對我有較大的影響，累積得來的知識，到現在寫作或看事物時都能用上。（M：另外又想問，你自小已經習武修道，那是甚麼派別的功夫？）小時候習洪拳、蔡李佛，後來學習氣功打坐，都是靜修的功夫，能夠令自己體格強壯、思想集中，寫作的戰鬥力都強一點，體魄會影響睇事情的方法。
M：這一代年輕人的資質如何？
C：我覺得這代人的資質較好，他們較有道德感，（M：當真？！）他們不會「大蝦細」、不會欺負弱勢，（M：因為我們也是弱勢嘛！)也有點道理，我認為他們較仁慈，社會氣氛也較好，如重視環保、幫助他人等等。
M：怎樣看現在的年輕人的語文能力？
C：現在的年輕人接觸到的事物比較多，但其專注力、集中力沒有我那一代的好，可能因為他們比較忙碌勞累。他們的表達能力沒那麼豐富，我不是指那些潮語、誇張用語有問題，而是指他們用來用去都是那些字，造句方法不夠多，不是用很長的句子就是用得幾個字，沒法清楚批評或表達意思，欠缺很闊的表達方法。這現象在其他地方都出現，但香港特別嚴重。
M：原因是我們的教育出問題嗎？
C：一定與殖民教育有關，它讓人不懂表達自己、描述以及批評事情，它用方法令我們的語文扭曲，例如貶斥母語，即是廣東話的表達法，下下都將我們自然說話的方法變成不合法，又不會將這些說話的方法轉變成合法的方法。其實將廣東口語簡單轉一轉便可以成為很好的中文，但學校絕不會這樣，而總會先教一套白話文或北方的中文，完全不理會廣東的中文的傳承。這種教育否定了本土口語，將中文變成一種外語，所以你們很辛苦才能寫出句子來。
M：會否因為民族學的思維，令你認為現在政府的文字背後具有政治陰謀？
C：不是的，那些政治目的都是真實的。我在政府工作過，也觀察過大陸及東北的政府用語，發現他們會將很嚴重的語言很平常地使用，例如「不排除」是很嚴重、帶威脅的語言，但會被輕鬆地用作「不排除明日改掛八號風球」，或者甚麼「深表遺憾」、「極度哀傷」等，他們將人最極端的語言很平常地、荒謬地使用，當人到了很極端很悲憤時便無法使用，這些語言都被消解了。即使現在上街舉牌「極度遺憾」，都已經變得沒感覺了。政府也不再用暴力來對付你，而是用很斯文的方法消解你的能量、虐待你，暴力變成非合法性，於是使用暴力抗爭便不會受支持。
M：這些語言策略也令我們對政治變得冷漠了。
C：這些語言令到我們覺得很沉悶疲勞，看到那些文件甚至聽議員說話便感到不動聽、不入耳、煩厭，會抗拒。政府不要求我們支持，而是要求我們順從、不反對或者覺得沉悶而不參與，令到其政策容易在小貓幾隻的諮詢及立法會通過，那是一種疲勞攻勢。
M：你對現在的年輕人有甚麼印象？
C：我接觸得不太多，而且多數接觸到的都是經濟上失敗的，我覺得他們比我那一代人迷茫，而且難找到好的工作，很多都是臨時性的時薪或合約工作，賺到的錢很快就貶值，也有很多支出，培訓之後等於失業，靠勞動生產賺錢或創業的機會少了，做小生意而成功的機會也很少，業主加租的話便冇得玩了。這個由政府造成的大環境，靠個人力量去解決是困難的。
M：這困局是如何造成的？
C：其實陳冠中講漏一點，那是港英政府於八十年代的高地價政策，將往後的繁榮都虛耗掉，（M：即是碌卡？）對，「高地價」是在賣地那一刻將幾十年的稅收及人們供樓的錢預先收了，所以當時香港的庫房儲備有很多，於九十年代可以造出歌舞昇平的效果。但地價在往後沒辦法降低，整個社會的生產成本都很高，即使服務得更好也無法與大陸競爭，工業都遷移北上了。賣地的價錢炒高了亦支付更多開支，將教師、醫生、公務員的人工提到很高，但往後又沒辦法減薪，於是唯有加大他們的工作負荷，結果做出了很多無謂的控制和監察。
M：換句話說，上一代人碌左我地張卡？
C：沒錯，是很不公平的，所以我對年輕人很憐憫。雖然我冇份參與，但我們那一代用盡了你們的資源，可以出的牌都出晒，又沒有改正的決心。（M：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又掌握大權，當然不會改啦！）所以董建華的「八萬五」被推倒，梁錦松其實也想過港幣與美金脫鉤，不過立即被既得利益者封口，那是被打下來的主因，不只是因為偷步買車。
M：以前的殖民政府又不喜歡，現在的政府又不喜歡，其實你們喜歡甚麼的？
C：喜歡民主，這兩個政府都不是民主的。以前的可能還好，因為受到很多方面鉗制，有戒心，有英國那邊的多黨制監察，如做得不好又怕支持大陸的左派有借口抗議反對，所以會先做好本份，起碼會將反對人仕納入諮詢委員會，那是所謂的自我完善；現在的政府幾乎肆無忌憚，費事睬你。
M：可是現在的（才查）FIT的是你們那一代人，經歷過殖民統治，也有部份抗爭過，我會假設他們知道怎樣做，懂得分辨好壞，可是現在（才查）FIT的那班人又不會做你們認為好的所謂「民主」，這點令人費解。
C：可以說他們背叛了理想，出賣了自己。（M：那麼他們現在信奉著甚麼？）我想是「做好份工」吧，即是不去作太大的惡，也不會為香港推進甚麼，免得自討苦吃，如果他們做得好或者能自我完善，現在我便不用那麼激進了。
M：老實說，一般平民百姓但求兩餐溫飽改善生活，在香港的如是、大陸如是，經濟好生活好的時候，大家都不太理會政治，還覺得政府幾好呢。所以有不少人會覺得你們這班抗爭的人「都冇解（0既）」。
C：沒錯，可是他們不明白現在的繁榮其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，例如中國的繁榮是將貨幣抵押出去，不能與美金脫鉤，結果被美國控制；或者農民及工人的健康很差、被嚴重剝削；還有水土被破壞，農產品質素很差，這也是美國對付第三世界的手法。（M：一方面不滿現時的政府，另一方面又很愛國，會覺得矛盾嗎？)是極矛盾的。
M：你也試過加入政府工作，那次經驗如何？
C：那時與何志平合作，發覺很多法案都難以推行，浪費了很多精神。很多政策不能通過之外，更賤格的是與文化有關的事項會被刻意拉到其他部門如地政局、產業處，變成地產事項，西九、迪士尼被拉到規劃地政局，石硤尾、牛棚被拉到產業處，電影拉到經濟及發展局，文化事項完全不是由文化事務局用文化角度主導，好乞人憎。這些手法叫做「政務切割」，將符合該局的工作移開，由極之技術性的部門負責，而該技術性部門又推卸說只管盤數。文化事項很多時需要實驗精神，要大方花錢嘗試的，但技術性部門只講成本效益，在政府工作那段期間，越了解得多便越覺得真係好衰。
M：對你來說，閱讀有甚麼意義？
C：閱讀是EMPOWERMENT（賦權），閱讀不只是求知這麼簡單，求知是與權力有關的，即是說如果看書後覺得充滿能量、有新的睇法、有人尊重或者這能量可以用得著，你才會看。要人沉迷閱讀等於叫人沉迷打遊戲機一樣，但打遊戲機滿足感大得多了，因為打完可以與其他切磋，如果閱讀的世界都一樣便會更多人看書了。
M：如何可以改善自己的語文能力？
C：要改善自己看事物的方法，以及肯定自己最直接最自然的口語，在這基礎上修改一下。但這種自然的口語和看事物的方法被扭曲了的話，便甚麼辦法也沒用了。其實拯救語言即是拯救心靈，起碼要能夠成為一個自覺、醒目的人。
M：那麼你的理想是甚麼的？
C：香港而言，是希望香港的大架構能夠糾正過來，人民的生活成本可以降低，社會更有活力，政府可以減去多餘的管制監控。（M：拯救語言也是你最想做的事吧。）對，甚麼都救不了，但起碼要拯救自己講的語言，以及隨著這些語言而來的理性和感性、看事物和表達的方法。
profile
陳雲為筆名，祖父輩在南洋落籍，父親於黨建國時回國服務，輾轉到香港落地生根。陳雲於一九六一年香港出生，土生土長，幼居元朗，大學時修讀英文，碩士修讀比較文學，八十年代中於旺角珠海書院執教，九五年於德國哥廷根大學獲文史學院哲學博士，專攻民族學。回港後曾加入政府工作，與何志平合作，07年離職。現為專欄作家及文化與政治評論人，文章散見於《信報》及《明報》。著作包括《香港有文化──香港的文化政策》、《一國定兩制－－黃老道術與香港政治》、《我思故我在－－香港的風俗與文化》、《五星級香港－－文化狂熱與民俗心靈》、《童年往事－－香港山村舊俗》等，最新出版有《中文解毒──從混帳文字到通順中文》。
CHIN'S LIST
《DISCIPLINE AND PUNISH：THE BIRTH OF THE PRISON》MICHEL FOUCAULT
中譯《規訓與懲罰》， FOUCAULT(傅柯)對我影響很大，他的概念很複雜，但解釋得很清晰，雖然那是七十年代的著作，但其理論到現在還可以解釋很多事情。看他的著作可以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。這本書清晰地解釋監察者如何將被監察的人的能量消解，就正如政府將那些「極度遺憾」的語言能量消解。
《THE ORDER OF THINGS：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》MICHEL FOUCAULT
中譯《事物的秩序》，是我這本《中文解毒》的其中一個思想來源，傅柯講的是名詞與物件，分析歷史裡人類如何利用名詞去控制物件，透過命名和語言去控制世界。
《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》SIGMUND FREUD
中譯《文明與其不滿》，佛洛伊德這本書講性壓迫，以及隨之帶來在成長中的性格扭曲，是古典的心理分析，在今日還管用的。
知恥近勇，厚著面皮，懷著報窮失敗的心情及病到七彩的語文能力去拜訪陳雲，一心本著聽聽他對我們這一代人罵個狗血淋頭吧，誰知這位文字狠辣火爆的前輩，說話極其斯文，他不但沒痛斥，反而對我們的糟糕表示同情及憐憫。香港的中文被扭曲到令他如此扯火，可以想像這些文字是如何地混帳吧。
M：為甚麼你的姓氏英文譯音和大部份香港人的有點不同？
C：那是因為我阿爺是南洋華僑，他從廣東坐木船移民馬來西亞，到五零年代，毛澤東在中國建立了新政府，需要大量人才，那時派船隊到南洋號召華僑回國服務，於是我爸爸上了船返大陸。當初他在大陸受到的待遇還算不錯，在長沙讀西醫畢業，後來到青海服務，再後來開始遇到反右運動，留學生、資產階級成為主要對象，結果他下放到廣東，輾轉偷渡到了香港。
M：是否這樣的家庭背景令人對大陸的印象不太好呢？
C：有一點點吧。（M：那更多的原因是甚麼？）因它為中國帶來很多不能逆轉的傷害，如將整代知識份子鬥垮、將舊文化弄壞、強制推行簡體字以及奇怪的語言教育，那都是難以修復的傷害，要用很長時間才能復原呢。
M：你在大學時修讀甚麼科目？
C：我大學本科修英文，碩士修讀比較文學，在德國讀民族學。在德國那段時間對我有較大的影響，累積得來的知識，到現在寫作或看事物時都能用上。（M：另外又想問，你自小已經習武修道，那是甚麼派別的功夫？）小時候習洪拳、蔡李佛，後來學習氣功打坐，都是靜修的功夫，能夠令自己體格強壯、思想集中，寫作的戰鬥力都強一點，體魄會影響睇事情的方法。
M：這一代年輕人的資質如何？
C：我覺得這代人的資質較好，他們較有道德感，（M：當真？！）他們不會「大蝦細」、不會欺負弱勢，（M：因為我們也是弱勢嘛！)也有點道理，我認為他們較仁慈，社會氣氛也較好，如重視環保、幫助他人等等。
M：怎樣看現在的年輕人的語文能力？
C：現在的年輕人接觸到的事物比較多，但其專注力、集中力沒有我那一代的好，可能因為他們比較忙碌勞累。他們的表達能力沒那麼豐富，我不是指那些潮語、誇張用語有問題，而是指他們用來用去都是那些字，造句方法不夠多，不是用很長的句子就是用得幾個字，沒法清楚批評或表達意思，欠缺很闊的表達方法。這現象在其他地方都出現，但香港特別嚴重。
M：原因是我們的教育出問題嗎？
C：一定與殖民教育有關，它讓人不懂表達自己、描述以及批評事情，它用方法令我們的語文扭曲，例如貶斥母語，即是廣東話的表達法，下下都將我們自然說話的方法變成不合法，又不會將這些說話的方法轉變成合法的方法。其實將廣東口語簡單轉一轉便可以成為很好的中文，但學校絕不會這樣，而總會先教一套白話文或北方的中文，完全不理會廣東的中文的傳承。這種教育否定了本土口語，將中文變成一種外語，所以你們很辛苦才能寫出句子來。
M：會否因為民族學的思維，令你認為現在政府的文字背後具有政治陰謀？
C：不是的，那些政治目的都是真實的。我在政府工作過，也觀察過大陸及東北的政府用語，發現他們會將很嚴重的語言很平常地使用，例如「不排除」是很嚴重、帶威脅的語言，但會被輕鬆地用作「不排除明日改掛八號風球」，或者甚麼「深表遺憾」、「極度哀傷」等，他們將人最極端的語言很平常地、荒謬地使用，當人到了很極端很悲憤時便無法使用，這些語言都被消解了。即使現在上街舉牌「極度遺憾」，都已經變得沒感覺了。政府也不再用暴力來對付你，而是用很斯文的方法消解你的能量、虐待你，暴力變成非合法性，於是使用暴力抗爭便不會受支持。
M：這些語言策略也令我們對政治變得冷漠了。
C：這些語言令到我們覺得很沉悶疲勞，看到那些文件甚至聽議員說話便感到不動聽、不入耳、煩厭，會抗拒。政府不要求我們支持，而是要求我們順從、不反對或者覺得沉悶而不參與，令到其政策容易在小貓幾隻的諮詢及立法會通過，那是一種疲勞攻勢。
M：你對現在的年輕人有甚麼印象？
C：我接觸得不太多，而且多數接觸到的都是經濟上失敗的，我覺得他們比我那一代人迷茫，而且難找到好的工作，很多都是臨時性的時薪或合約工作，賺到的錢很快就貶值，也有很多支出，培訓之後等於失業，靠勞動生產賺錢或創業的機會少了，做小生意而成功的機會也很少，業主加租的話便冇得玩了。這個由政府造成的大環境，靠個人力量去解決是困難的。
M：這困局是如何造成的？
C：其實陳冠中講漏一點，那是港英政府於八十年代的高地價政策，將往後的繁榮都虛耗掉，（M：即是碌卡？）對，「高地價」是在賣地那一刻將幾十年的稅收及人們供樓的錢預先收了，所以當時香港的庫房儲備有很多，於九十年代可以造出歌舞昇平的效果。但地價在往後沒辦法降低，整個社會的生產成本都很高，即使服務得更好也無法與大陸競爭，工業都遷移北上了。賣地的價錢炒高了亦支付更多開支，將教師、醫生、公務員的人工提到很高，但往後又沒辦法減薪，於是唯有加大他們的工作負荷，結果做出了很多無謂的控制和監察。
M：換句話說，上一代人碌左我地張卡？
C：沒錯，是很不公平的，所以我對年輕人很憐憫。雖然我冇份參與，但我們那一代用盡了你們的資源，可以出的牌都出晒，又沒有改正的決心。（M：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又掌握大權，當然不會改啦！）所以董建華的「八萬五」被推倒，梁錦松其實也想過港幣與美金脫鉤，不過立即被既得利益者封口，那是被打下來的主因，不只是因為偷步買車。
M：以前的殖民政府又不喜歡，現在的政府又不喜歡，其實你們喜歡甚麼的？
C：喜歡民主，這兩個政府都不是民主的。以前的可能還好，因為受到很多方面鉗制，有戒心，有英國那邊的多黨制監察，如做得不好又怕支持大陸的左派有借口抗議反對，所以會先做好本份，起碼會將反對人仕納入諮詢委員會，那是所謂的自我完善；現在的政府幾乎肆無忌憚，費事睬你。
M：可是現在的（才查）FIT的是你們那一代人，經歷過殖民統治，也有部份抗爭過，我會假設他們知道怎樣做，懂得分辨好壞，可是現在（才查）FIT的那班人又不會做你們認為好的所謂「民主」，這點令人費解。
C：可以說他們背叛了理想，出賣了自己。（M：那麼他們現在信奉著甚麼？）我想是「做好份工」吧，即是不去作太大的惡，也不會為香港推進甚麼，免得自討苦吃，如果他們做得好或者能自我完善，現在我便不用那麼激進了。
M：老實說，一般平民百姓但求兩餐溫飽改善生活，在香港的如是、大陸如是，經濟好生活好的時候，大家都不太理會政治，還覺得政府幾好呢。所以有不少人會覺得你們這班抗爭的人「都冇解（0既）」。
C：沒錯，可是他們不明白現在的繁榮其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，例如中國的繁榮是將貨幣抵押出去，不能與美金脫鉤，結果被美國控制；或者農民及工人的健康很差、被嚴重剝削；還有水土被破壞，農產品質素很差，這也是美國對付第三世界的手法。（M：一方面不滿現時的政府，另一方面又很愛國，會覺得矛盾嗎？)是極矛盾的。
M：你也試過加入政府工作，那次經驗如何？
C：那時與何志平合作，發覺很多法案都難以推行，浪費了很多精神。很多政策不能通過之外，更賤格的是與文化有關的事項會被刻意拉到其他部門如地政局、產業處，變成地產事項，西九、迪士尼被拉到規劃地政局，石硤尾、牛棚被拉到產業處，電影拉到經濟及發展局，文化事項完全不是由文化事務局用文化角度主導，好乞人憎。這些手法叫做「政務切割」，將符合該局的工作移開，由極之技術性的部門負責，而該技術性部門又推卸說只管盤數。文化事項很多時需要實驗精神，要大方花錢嘗試的，但技術性部門只講成本效益，在政府工作那段期間，越了解得多便越覺得真係好衰。
M：對你來說，閱讀有甚麼意義？
C：閱讀是EMPOWERMENT（賦權），閱讀不只是求知這麼簡單，求知是與權力有關的，即是說如果看書後覺得充滿能量、有新的睇法、有人尊重或者這能量可以用得著，你才會看。要人沉迷閱讀等於叫人沉迷打遊戲機一樣，但打遊戲機滿足感大得多了，因為打完可以與其他切磋，如果閱讀的世界都一樣便會更多人看書了。
M：如何可以改善自己的語文能力？
C：要改善自己看事物的方法，以及肯定自己最直接最自然的口語，在這基礎上修改一下。但這種自然的口語和看事物的方法被扭曲了的話，便甚麼辦法也沒用了。其實拯救語言即是拯救心靈，起碼要能夠成為一個自覺、醒目的人。
M：那麼你的理想是甚麼的？
C：香港而言，是希望香港的大架構能夠糾正過來，人民的生活成本可以降低，社會更有活力，政府可以減去多餘的管制監控。（M：拯救語言也是你最想做的事吧。）對，甚麼都救不了，但起碼要拯救自己講的語言，以及隨著這些語言而來的理性和感性、看事物和表達的方法。
profile
陳雲為筆名，祖父輩在南洋落籍，父親於黨建國時回國服務，輾轉到香港落地生根。陳雲於一九六一年香港出生，土生土長，幼居元朗，大學時修讀英文，碩士修讀比較文學，八十年代中於旺角珠海書院執教，九五年於德國哥廷根大學獲文史學院哲學博士，專攻民族學。回港後曾加入政府工作，與何志平合作，07年離職。現為專欄作家及文化與政治評論人，文章散見於《信報》及《明報》。著作包括《香港有文化──香港的文化政策》、《一國定兩制－－黃老道術與香港政治》、《我思故我在－－香港的風俗與文化》、《五星級香港－－文化狂熱與民俗心靈》、《童年往事－－香港山村舊俗》等，最新出版有《中文解毒──從混帳文字到通順中文》。
CHIN'S LIST
《DISCIPLINE AND PUNISH：THE BIRTH OF THE PRISON》MICHEL FOUCAULT
中譯《規訓與懲罰》， FOUCAULT(傅柯)對我影響很大，他的概念很複雜，但解釋得很清晰，雖然那是七十年代的著作，但其理論到現在還可以解釋很多事情。看他的著作可以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。這本書清晰地解釋監察者如何將被監察的人的能量消解，就正如政府將那些「極度遺憾」的語言能量消解。
《THE ORDER OF THINGS：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》MICHEL FOUCAULT
中譯《事物的秩序》，是我這本《中文解毒》的其中一個思想來源，傅柯講的是名詞與物件，分析歷史裡人類如何利用名詞去控制物件，透過命名和語言去控制世界。
《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》SIGMUND FREUD
中譯《文明與其不滿》，佛洛伊德這本書講性壓迫，以及隨之帶來在成長中的性格扭曲，是古典的心理分析，在今日還管用的。
陳雲《壹周刊》993期專訪
自上星期三看到新鮮出爐的《壹周刊》有陳雲專訪，立即買一本，免得好像上星期沒有即時買，朝思暮想曾繁光會說甚麼。
這篇陳勝藍處理得比上期阮佩儀的好，內容比較深入。二月號《讀書好》梁文道和陳雲對談固然精彩，這篇也不遜色。
將內容概述與陳雲年齡相近的J聽，他也覺得這個人很有趣。
幾乎天天都要全篇訪問看一次，真是發神經。開版照片是在牛頭角下村的鳳凰餐廳對開拍的，仰望著具香港特色的紅白藍尼龍布，蘊含法國國旗藍白紅三色所表達的自由、平等和博愛，配合訪問主題，饒富深意。
絕頂自由 陳雲 19/3/2009
不讀陳雲著作《中文解毒》，不知中文有癌有瘤。
別怕，說好中文，絕不高深，元朗婦人也罵得出：「咁0既特首，簡直痛心疾首。」
陳雲心想：「她的四六句從何而來？粵曲、南音。」
反觀國家領導人，句句生癌，「表示」熱烈歡迎、「表示」衷心感謝，卻不乾脆說「熱烈歡迎你」、「衷心感謝你」。
「這是一種冷漠，迷霧。」
陳雲說：「是一套公共語言，極之迂迴曲折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「古德明稱之為『新中國中文』，我不喜歡，『新中國』可以是中華民國，可以是將來中國。我稱之為『共產中文』。」
中國知識分子，下場通常不好。父親是大馬華僑，大學畢業，當年應中共呼籲，返回祖國服務，卻被打成右派。陳雲不知驚，愛讀書，「這是循環。」
陳雲原名陳雲根，四十八歲。別人中文彆扭，干卿底事？「共產中文，有毒中文，跟我的自由有牴觸。如果這是其中一種表達方式，無所謂，但近年太濫，創作沒有自由，讀者沒有自由。」
自由，他看得很重，現在替《明報》、《信報》寫專欄，談色情，論粗口，葷腥不忌，「我有個定位，我要做開路先鋒，將言論自由谷到最勁，只要報紙肯登就是了。」
也追求身體自由。嫖妓嗎？「當然有！」
現在仍有？「當然有！身體自由，跟精神自由分不開。」
金庸在《笑傲江湖》說，人生在世，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。
陳雲幾近矣，起碼，身體自由。
「香港地，寫東西不能維生。」
共產中文，禍連香港，特區政府是典型的東亞中文病夫，「不排除」，「不存在」，「不建議」，「進行」甚麼，「作出」甚麼……
大陸說「撲殺」家禽，用得對了，香港堅持用「銷毀」，將家禽非生命物化，當作光碟，這叫青出於藍。
陳雲會說德文，「銷毀」原是納粹黨語言，德文fernichten，中間nicht解作沒有，石灰粉混入鴉片，令它無效。「這用法不尊重生命，不須顧慮人情。雞農自己殺雞，叫做自行『處理』。」
還有「人力資源」（人力、勞動力），「增值」（進修），我們統統變成人肉八達通；「釋出」善意（示好），原來善意等於毒氣。
「香港電視台說到加沙地帶，說『發射』催淚彈，一講香港，便說『施放』催淚彈，明顯受政府麻醉。」
「截取」通訊，以前叫偷聽，「根本就是偷聽，未證明他有罪，你都是偷他的東西，除非他正在坐監，傳紙仔，你就截取通訊。」
近年港人愛說終極，「終極即是完結。」記者訪問過潘源良，他在唱片內頁寫上「終極鳴謝：李麗珍」，感人至深。「即是最後一次鳴謝，以後不謝，」陳雲說：「也用得對。」
早前政府敲鑼打鼓活化古蹟，就是當年陳雲（左一）等人的工作。曾蔭權上場後，叫停，「他封殺何志平（右二）兩年，不讓他立功，要他庸碌地退。」（陳雲提供圖片）
「曾蔭權上台，創意工業、藝術村、文化保育、法例修定，全部擱置。他連任後，也不讓（民政局長）曾德成做，叫愛將林鄭月娥做。他很愛玩人事。」
中大畢業。港人崇拜英、美大學，老師也警告，學費再貴也要去UCLA，他偏偏去德國讀書。
經濟自由
替文字隔渣，從來吃力不討好。陳雲在中大英文系畢業，「中文可以自己找書看，英文就要跟老師。」也是中大比較文學碩士，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，但只教過珠海、樹仁。也兼職教過城大、理大，「教無無謂謂的翻譯。」
跟文字判官角色有關？「一定有關，特別是中大。幾年前中大搞教學語言諮詢，那些教授有頭有面，好威地寫了一篇諮詢文件，中文好似好漂亮。」陳雲無端端替諮詢文件摸骨，列出錯處，「我擺明落他們面子。後來他們出修訂版，用了我某些改正。」
何苦？「我跟中大沒有私怨，只覺得他們愚不可及，大可以在每個學系，逐漸將課程轉為英文，不須敲鑼打鼓。我不憎恨奸人，最憎人又蠢又奸。奸人要醒目，理性精明，理性精明的人對社會有益，蠢人則為害社會。」
沒有在其他大學開火，「但他們有顧慮，經常罵人的，當然不請。」
自由有很多種，「經濟自由，是人生自由的後盾，海耶克說的。」他從來沒多少。
不願留在德國教書，「我在德國時，當了兩年民運領袖，自然跟德國政界、情報網接觸頻密，如果我留下，便要替他們分析中國新聞、評論，未必可以自由地做個學者，開餐館也有問題。」
怕被指漢奸？「如果可以推翻中共，我極之願意做漢奸；德國未必反共，只是蠶食中國利益，美國也是這樣，養大中國吸血，吸乾才反。如此一來，我要以德國做本位，或無國籍本位，我不想。
「當年台灣叫我到捷克、波蘭的代辦處當個職員，助台商開廠，我也放棄，政治上始終有牽制。我為了精神自由，可以犧牲經濟自由。」
九七年加入香港政策研究所，認識了何志平，跟隨他到藝術發展局、民政局。打政府工，有膽子寫稿探索一國兩制，建議港人西化到盡，才搞愛國，左派跟蹤騷擾他，由家門跟到政府總部。自此使用「陳雲」筆名，罵人的，每次改名，用完即棄。
曾蔭權上場，何志平投閒置散；煲呔連任，何、陳滿約離任。自此陳雲寫稿維生，也接研究工作。無樓無車無子女，無負擔，「否則便失去自由。」
身體自由
十個男人，九個去滾，一個諗緊，直認不諱的，唯陳雲一人矣，「身體自由，是一種實現自己，實現肉體，跟精神自由分不開。跟政治自由一樣，是行動自由，所謂異常行為自由，搞野自由。
「我在歐洲讀書發現，梁文道也寫過，法國大革命期間，人民讀的是色情小說，所以當時行為特別大膽。有些極權政府禁色情，禁慾望禁衝動，令人民抑制。曾蔭權一坐正，便對付《蘋果》風月版，禁雞，食的雞和行的雞都禁，掃黃特別勁，之後禁言論，是同一件事。」
古來才子皆淫棍，陳雲飽讀詩書，發現是女人造成的，「明朝色情小說也這樣寫，為何富家小姐、官太、青樓名妓愛找文人、俠士、甚至道士做情人？為何不找強壯的大老粗、苦力？因為他們工作太辛苦，一休息筋骨酸痛，一休息便睡覺；文人、俠士不用勞動，可以徹夜詳談。所以中國也好，中世紀歐洲也好，出來搞三搞四的都是文人、武士。」
可有富家小姐、官太向陳雲投懷送抱？「沒有，現代文人沒有吸引力。我也怕麻煩，俾錢少麻煩，少責任。」
已婚，太座知道他作反？「我不理她，我們不干涉大家的私生活。每人都有自由，她也可以出軌（估計她沒有）。結婚只是社會連繫，跟肉體、精神不一定有關，不一定要從一而終。逼大家從一而終，只會變成歐洲人、美國人，不斷結婚離婚。」
如此說來，外遇是離婚疫苗？「好多調查證明，的確如此，好多老公老婆返不同更，少見面，怎搞？」
此言必引來女權團體狂轟猛炸，守衞一夫一妻城池，「我讀民俗學發現，一夫一妻制，是男人想出來的。十七世紀英國，一夫多妻，有錢有能力的男人，三妻四妾，窮漢討不到老婆。一夫一妻法例通過後，窮男人也娶到老婆。」
陳雲有一個養子，如發現他（才禁）鐘仔，如之奈何？「像看見其他人嫖妓一樣。台灣父母帶十三、四歲兒子去妓院，以免他跟同齡女孩子搞，搞大個肚。」
言論自由
中文粗口，我們只懂俗寫，同音不同義，只有粵語片女角對白適用：「表哥你撚化我！」陳雲在報紙專欄寫粗口，全是正寫，纖毫畢現，詳見《中文解毒》，此處不抄書。
「粗口絕對是其中一種言論自由，適應場合，表達激烈感情，也是in-group（親切的群落）的表現；如果其他人不喜歡粗口，我就忍。以前多數人搭小巴，來去十幾人，講粗口沒所謂，後來有了地鐵，就要顧人感受。」
《水滸傳》魯智深、李逵都是粗人，開口埋口「這個鳥漢」，鳥就是陽具，而不說「這個人」。《水滸傳》偏偏歸納文學作品，「這就是古人的文學修養，宋江、盧俊義一定不講粗口，但魯智深不講粗口，便不是魯智深，才見他衝動，才傳神，這是文學表達手法。」
Kinderficker是德文粗口，罵人孌童。粗口裡面有道德批判，保護兒童，誰說粗口下賤？「明光社可以罵，但不要用政府、法例幫自己。一用法例，整體收緊。
「顯示自由，就要講野講到盡，做野做到盡，讓人知道香港是自由的地方。其實這不是好事，這是議會的責任，但他們要換票，要交易，話不敢說盡，所以要文人做，其實好悲哀，外國有幾何要文人在報紙上寫粗口，讓人知道可以講粗口？」
這篇陳勝藍處理得比上期阮佩儀的好，內容比較深入。二月號《讀書好》梁文道和陳雲對談固然精彩，這篇也不遜色。
將內容概述與陳雲年齡相近的J聽，他也覺得這個人很有趣。
幾乎天天都要全篇訪問看一次，真是發神經。開版照片是在牛頭角下村的鳳凰餐廳對開拍的，仰望著具香港特色的紅白藍尼龍布，蘊含法國國旗藍白紅三色所表達的自由、平等和博愛，配合訪問主題，饒富深意。
絕頂自由 陳雲 19/3/2009
不讀陳雲著作《中文解毒》，不知中文有癌有瘤。
別怕，說好中文，絕不高深，元朗婦人也罵得出：「咁0既特首，簡直痛心疾首。」
陳雲心想：「她的四六句從何而來？粵曲、南音。」
反觀國家領導人，句句生癌，「表示」熱烈歡迎、「表示」衷心感謝，卻不乾脆說「熱烈歡迎你」、「衷心感謝你」。
「這是一種冷漠，迷霧。」
陳雲說：「是一套公共語言，極之迂迴曲折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「古德明稱之為『新中國中文』，我不喜歡，『新中國』可以是中華民國，可以是將來中國。我稱之為『共產中文』。」
中國知識分子，下場通常不好。父親是大馬華僑，大學畢業，當年應中共呼籲，返回祖國服務，卻被打成右派。陳雲不知驚，愛讀書，「這是循環。」
陳雲原名陳雲根，四十八歲。別人中文彆扭，干卿底事？「共產中文，有毒中文，跟我的自由有牴觸。如果這是其中一種表達方式，無所謂，但近年太濫，創作沒有自由，讀者沒有自由。」
自由，他看得很重，現在替《明報》、《信報》寫專欄，談色情，論粗口，葷腥不忌，「我有個定位，我要做開路先鋒，將言論自由谷到最勁，只要報紙肯登就是了。」
也追求身體自由。嫖妓嗎？「當然有！」
現在仍有？「當然有！身體自由，跟精神自由分不開。」
金庸在《笑傲江湖》說，人生在世，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。
陳雲幾近矣，起碼，身體自由。
「香港地，寫東西不能維生。」
共產中文，禍連香港，特區政府是典型的東亞中文病夫，「不排除」，「不存在」，「不建議」，「進行」甚麼，「作出」甚麼……
大陸說「撲殺」家禽，用得對了，香港堅持用「銷毀」，將家禽非生命物化，當作光碟，這叫青出於藍。
陳雲會說德文，「銷毀」原是納粹黨語言，德文fernichten，中間nicht解作沒有，石灰粉混入鴉片，令它無效。「這用法不尊重生命，不須顧慮人情。雞農自己殺雞，叫做自行『處理』。」
還有「人力資源」（人力、勞動力），「增值」（進修），我們統統變成人肉八達通；「釋出」善意（示好），原來善意等於毒氣。
「香港電視台說到加沙地帶，說『發射』催淚彈，一講香港，便說『施放』催淚彈，明顯受政府麻醉。」
「截取」通訊，以前叫偷聽，「根本就是偷聽，未證明他有罪，你都是偷他的東西，除非他正在坐監，傳紙仔，你就截取通訊。」
近年港人愛說終極，「終極即是完結。」記者訪問過潘源良，他在唱片內頁寫上「終極鳴謝：李麗珍」，感人至深。「即是最後一次鳴謝，以後不謝，」陳雲說：「也用得對。」
早前政府敲鑼打鼓活化古蹟，就是當年陳雲（左一）等人的工作。曾蔭權上場後，叫停，「他封殺何志平（右二）兩年，不讓他立功，要他庸碌地退。」（陳雲提供圖片）
「曾蔭權上台，創意工業、藝術村、文化保育、法例修定，全部擱置。他連任後，也不讓（民政局長）曾德成做，叫愛將林鄭月娥做。他很愛玩人事。」
中大畢業。港人崇拜英、美大學，老師也警告，學費再貴也要去UCLA，他偏偏去德國讀書。
經濟自由
替文字隔渣，從來吃力不討好。陳雲在中大英文系畢業，「中文可以自己找書看，英文就要跟老師。」也是中大比較文學碩士，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，但只教過珠海、樹仁。也兼職教過城大、理大，「教無無謂謂的翻譯。」
跟文字判官角色有關？「一定有關，特別是中大。幾年前中大搞教學語言諮詢，那些教授有頭有面，好威地寫了一篇諮詢文件，中文好似好漂亮。」陳雲無端端替諮詢文件摸骨，列出錯處，「我擺明落他們面子。後來他們出修訂版，用了我某些改正。」
何苦？「我跟中大沒有私怨，只覺得他們愚不可及，大可以在每個學系，逐漸將課程轉為英文，不須敲鑼打鼓。我不憎恨奸人，最憎人又蠢又奸。奸人要醒目，理性精明，理性精明的人對社會有益，蠢人則為害社會。」
沒有在其他大學開火，「但他們有顧慮，經常罵人的，當然不請。」
自由有很多種，「經濟自由，是人生自由的後盾，海耶克說的。」他從來沒多少。
不願留在德國教書，「我在德國時，當了兩年民運領袖，自然跟德國政界、情報網接觸頻密，如果我留下，便要替他們分析中國新聞、評論，未必可以自由地做個學者，開餐館也有問題。」
怕被指漢奸？「如果可以推翻中共，我極之願意做漢奸；德國未必反共，只是蠶食中國利益，美國也是這樣，養大中國吸血，吸乾才反。如此一來，我要以德國做本位，或無國籍本位，我不想。
「當年台灣叫我到捷克、波蘭的代辦處當個職員，助台商開廠，我也放棄，政治上始終有牽制。我為了精神自由，可以犧牲經濟自由。」
九七年加入香港政策研究所，認識了何志平，跟隨他到藝術發展局、民政局。打政府工，有膽子寫稿探索一國兩制，建議港人西化到盡，才搞愛國，左派跟蹤騷擾他，由家門跟到政府總部。自此使用「陳雲」筆名，罵人的，每次改名，用完即棄。
曾蔭權上場，何志平投閒置散；煲呔連任，何、陳滿約離任。自此陳雲寫稿維生，也接研究工作。無樓無車無子女，無負擔，「否則便失去自由。」
身體自由
十個男人，九個去滾，一個諗緊，直認不諱的，唯陳雲一人矣，「身體自由，是一種實現自己，實現肉體，跟精神自由分不開。跟政治自由一樣，是行動自由，所謂異常行為自由，搞野自由。
「我在歐洲讀書發現，梁文道也寫過，法國大革命期間，人民讀的是色情小說，所以當時行為特別大膽。有些極權政府禁色情，禁慾望禁衝動，令人民抑制。曾蔭權一坐正，便對付《蘋果》風月版，禁雞，食的雞和行的雞都禁，掃黃特別勁，之後禁言論，是同一件事。」
古來才子皆淫棍，陳雲飽讀詩書，發現是女人造成的，「明朝色情小說也這樣寫，為何富家小姐、官太、青樓名妓愛找文人、俠士、甚至道士做情人？為何不找強壯的大老粗、苦力？因為他們工作太辛苦，一休息筋骨酸痛，一休息便睡覺；文人、俠士不用勞動，可以徹夜詳談。所以中國也好，中世紀歐洲也好，出來搞三搞四的都是文人、武士。」
可有富家小姐、官太向陳雲投懷送抱？「沒有，現代文人沒有吸引力。我也怕麻煩，俾錢少麻煩，少責任。」
已婚，太座知道他作反？「我不理她，我們不干涉大家的私生活。每人都有自由，她也可以出軌（估計她沒有）。結婚只是社會連繫，跟肉體、精神不一定有關，不一定要從一而終。逼大家從一而終，只會變成歐洲人、美國人，不斷結婚離婚。」
如此說來，外遇是離婚疫苗？「好多調查證明，的確如此，好多老公老婆返不同更，少見面，怎搞？」
此言必引來女權團體狂轟猛炸，守衞一夫一妻城池，「我讀民俗學發現，一夫一妻制，是男人想出來的。十七世紀英國，一夫多妻，有錢有能力的男人，三妻四妾，窮漢討不到老婆。一夫一妻法例通過後，窮男人也娶到老婆。」
陳雲有一個養子，如發現他（才禁）鐘仔，如之奈何？「像看見其他人嫖妓一樣。台灣父母帶十三、四歲兒子去妓院，以免他跟同齡女孩子搞，搞大個肚。」
言論自由
中文粗口，我們只懂俗寫，同音不同義，只有粵語片女角對白適用：「表哥你撚化我！」陳雲在報紙專欄寫粗口，全是正寫，纖毫畢現，詳見《中文解毒》，此處不抄書。
「粗口絕對是其中一種言論自由，適應場合，表達激烈感情，也是in-group（親切的群落）的表現；如果其他人不喜歡粗口，我就忍。以前多數人搭小巴，來去十幾人，講粗口沒所謂，後來有了地鐵，就要顧人感受。」
《水滸傳》魯智深、李逵都是粗人，開口埋口「這個鳥漢」，鳥就是陽具，而不說「這個人」。《水滸傳》偏偏歸納文學作品，「這就是古人的文學修養，宋江、盧俊義一定不講粗口，但魯智深不講粗口，便不是魯智深，才見他衝動，才傳神，這是文學表達手法。」
Kinderficker是德文粗口，罵人孌童。粗口裡面有道德批判，保護兒童，誰說粗口下賤？「明光社可以罵，但不要用政府、法例幫自己。一用法例，整體收緊。
「顯示自由，就要講野講到盡，做野做到盡，讓人知道香港是自由的地方。其實這不是好事，這是議會的責任，但他們要換票，要交易，話不敢說盡，所以要文人做，其實好悲哀，外國有幾何要文人在報紙上寫粗口，讓人知道可以講粗口？」
梁文道訪問陳雲
道聽雲說 30/1/2005 【明報】在我認識的朋友之中，陳雲或許是看起來最寂寞的一個了。他的為人，他的職業，他的文章，一切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地不合時宜，不符環境。在這個社會裏面，他的存在是真真正正地被拋擲進來，像一片樹葉飄到還欠缺那最後一片紙塊的拼圖上。細看這張拼圖，無論是他，還是這個他處身其中的社會，都變得十分獨特、怪異。
大部分不認識他的讀者，只知道他是個行文長篇大論、引經據典，又是《內經》又是《淮南子》，氣勢磅礴，觀點銳利的評論家。認識他的朋友則都曉得，他是政府部門裏一個研究政策的公職人員。下筆不留情地狠批香港社會和政府施政，他怎能棲身在政府總部之中呢﹖他說﹕「打政府工就只是一份工作，我做了我該做的研究，人怎麼用是人家的事了。」難道你就沒有想過要在體制內改變些什麼嗎﹖我們都以為你當初進政府是為了實踐理想。
「現時的制度及政府並不適合知識分子獻身，正所謂『君子不器』，打政府工不一定是君子，但一定是器具。古人入仕若是懷抱理想，是想混迹進去有所變化。我進政府也算是變化。只是不能說是成功。道教最講變化，佛家亦然，仙佛阿羅漢要是為了伏魔降妖，可以變化自身成惡鬼。但現在的政府太平庸，根本不得混迹進去，強行變化會傷身傷人。」傷身是什麼意思﹖「傷身是傷了自己的身分跟道行的意思。」
這就是陳雲，你和他談在政府工作的同時評論會不會有矛盾，他的答案不是什麼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一類常見說法，而是佛道修煉的原則。常常看他的文字，應不會對此陌生，他的文章不斷流露出對道教的鍾情。以前他在文章裏甚至自稱「貧道」而非「筆者」或「我」。為什麼現在不用「貧道」二字了呢﹖「因為有些讀者反映給編輯，說我用這兩個字太過古怪。那就算了吧。其實叫自己『貧道』不一定是道士的專利，但凡求道修煉之士都可以這麼用，而且『貧道』指的是功夫不深道術貧乏，自謙的意思。」其實陳雲在大學開始真正求道，禪定打坐統統學過，並且至今練習不輟。我欣賞陳雲的地方，是他非常完整。
他從做人到寫文章，服膺的都是一套系統，一脈精神。不只寫文章引用道學著作，還要身體力行。只是他跟隨的這一條路是這麼不時髦，連作文也與眾不同，有一種幾十年前「學衡」那幫國粹派的味道，在時下的媒體文字裏一眼就認得出來。「其實我連讀書也不大看現代的東西了，90年代之後的中文書除了研究需要我不大碰的。以大陸來說，89年後的東西就太過商業化了。我現在只讀古籍和五四前後的近代作品。如今寫中文的人多數都不認真，沒要求，不知道中文可以有更好的風格和表達方式。」
其實不只文字的風格老派，他現在連寫作的題材也是已逝舊日的小東西。他在《信報》的專欄「我私故我在」連載了幾年，專門回憶兒時玩意和老香港的民間風俗。但那又不是一般的掌故小品，卻是筆端飽蘊感情，把私己經歷和社會史交織起來的歷史評論，憶舊的同時剖析當前社會失落了什麼，提醒大家不要只被新東西迷惑。這些文章我總覺得和他的學術背景有關，他95年在德國拿的博士，論文題目是《中國民俗學學科史1918-1949》。「我研究的是在那段日子裏，西學如何影響了新文化運動，使顧頡剛等人開始用現代科學方法系統地收集和整理歌謠、傳說和祭祀活動等民俗傳統。那是草根的中國文化，過去的正統士大夫並不重視，卻非常有意義，可惜共產革命之後就戛然而止了。」「因為共產黨雖然也蒐集民歌，甚至推動秧歌舞，但目的是為了政治改造它們。這和民俗學者想保留傳統的精神大相逕庭。」
「所以我以剷除共黨專政政權為己任，他們原來只不過是一批政治流氓加上少數讀書不精的人，胡亂從西方引入馬列主義的東西，完全違反了中國傳統，所以不會得到百姓真心支持。他們數十年來的作為不知摧毁了多少中國文化裏有價值的東西。」
我最早看到陳雲文章，就是在80年代的《開放》和《香港時報》，那時他已是旗幟鮮明地反共，但沒想到他今天還是這麼毫不忌諱。而且他反共的出發點也和如今大部分批評共產政權的人不同，是從中華文化興滅的角度出發。這會不會是與他出身自新亞書院有關呢﹖因為這種久違了的說法正是以往徐復觀等人愛談的。「看他們的書成長，多少有間接的作用。但我在學術上比較傾向於錢穆，可能寫作風格受了點徐復觀的影響。」那你贊成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嗎﹖
「是的，我贊成。可是另一方面，人權和自由等價值也非西方獨有，而是一種普世價值，中國傳統也有這些東西。說到自主的民間社會，中國向來有深遠的民間結社傳統，搞祭祀的香會和濟貧民的善堂就是民間自發互助組織。香港的可貴就是保留了這些傳統，如東華三院。同時香港也有現代西方的體制和論述，我們須承認它們可以更好地發展和保護那些普世價值。其實中國古代也有商品經濟，現代西方的文官體制甚至起源於中國。所以香港在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兩方面都很有價值。」
陳雲修道，講求變化，所以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的話也進入共黨去「混迹」一下。「因為比起平庸，共黨有成大惡的能力，也有做好事的可能。」「其實現在的共產黨也有點不一樣了，進入了全球秩序，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少了浪漫，多了實際。」「其實我老是批評他們也會因了解而諒解，甚至變得像他們。這是要小心的。」
古代文人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呆子，往往還要健體習武，預備有天要帶兵上戰場。我知道陳雲功夫底子不錯，打過蔡李佛和詠春，可是他當初為甚麼要習武呢﹖「為了打架，學功夫當然是要打架。甚麼健身云云是騙人的藉口，因為站樁一類的基本功其實非常傷身。我覺得最好打的是太極，所以也學過陳家太極。但是陳家太極有很多招式也是會練傷肌肉筋骨的。」那你現在還有練功夫嗎﹖「我現在還在練，但不多，只是簡單的動作。總得保持一定的狀態，隨時可以作戰。其實學武和寫評論都是要保持戰鬥性，看不過眼就要出手。中國知識分子有武技傍身，又習得一身道術，才可以隨時收伏妖邪。他們這麼做沒有西方知識分子那麼系統的理論支持，但靠一股自然的正義感。」
後記﹕最老的激進派 最年輕的國粹派
說起來，陳雲這個筆名還是當初胡恩威與我一起為他改的，就是為了變化一個身分在《明報》世紀版寫稿，好開闢另一個戰場。認識他幾年，又說不上太熟，我們是太不一樣的人了。我話多，他內向﹔我喜歡掉書袋講現代社科理論，他則沉浸在故紙堆中﹔我身體孱弱，他非常好打。但我挺喜歡陳雲，因為他跟我太不一樣了，他是個國粹派。又因為他這麼不合時宜地傳統，所以又成了我欣賞的另一種類型﹕激進分子。
大部分不認識他的讀者，只知道他是個行文長篇大論、引經據典，又是《內經》又是《淮南子》，氣勢磅礴，觀點銳利的評論家。認識他的朋友則都曉得，他是政府部門裏一個研究政策的公職人員。下筆不留情地狠批香港社會和政府施政，他怎能棲身在政府總部之中呢﹖他說﹕「打政府工就只是一份工作，我做了我該做的研究，人怎麼用是人家的事了。」難道你就沒有想過要在體制內改變些什麼嗎﹖我們都以為你當初進政府是為了實踐理想。
「現時的制度及政府並不適合知識分子獻身，正所謂『君子不器』，打政府工不一定是君子，但一定是器具。古人入仕若是懷抱理想，是想混迹進去有所變化。我進政府也算是變化。只是不能說是成功。道教最講變化，佛家亦然，仙佛阿羅漢要是為了伏魔降妖，可以變化自身成惡鬼。但現在的政府太平庸，根本不得混迹進去，強行變化會傷身傷人。」傷身是什麼意思﹖「傷身是傷了自己的身分跟道行的意思。」
這就是陳雲，你和他談在政府工作的同時評論會不會有矛盾，他的答案不是什麼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一類常見說法，而是佛道修煉的原則。常常看他的文字，應不會對此陌生，他的文章不斷流露出對道教的鍾情。以前他在文章裏甚至自稱「貧道」而非「筆者」或「我」。為什麼現在不用「貧道」二字了呢﹖「因為有些讀者反映給編輯，說我用這兩個字太過古怪。那就算了吧。其實叫自己『貧道』不一定是道士的專利，但凡求道修煉之士都可以這麼用，而且『貧道』指的是功夫不深道術貧乏，自謙的意思。」其實陳雲在大學開始真正求道，禪定打坐統統學過，並且至今練習不輟。我欣賞陳雲的地方，是他非常完整。
他從做人到寫文章，服膺的都是一套系統，一脈精神。不只寫文章引用道學著作，還要身體力行。只是他跟隨的這一條路是這麼不時髦，連作文也與眾不同，有一種幾十年前「學衡」那幫國粹派的味道，在時下的媒體文字裏一眼就認得出來。「其實我連讀書也不大看現代的東西了，90年代之後的中文書除了研究需要我不大碰的。以大陸來說，89年後的東西就太過商業化了。我現在只讀古籍和五四前後的近代作品。如今寫中文的人多數都不認真，沒要求，不知道中文可以有更好的風格和表達方式。」
其實不只文字的風格老派，他現在連寫作的題材也是已逝舊日的小東西。他在《信報》的專欄「我私故我在」連載了幾年，專門回憶兒時玩意和老香港的民間風俗。但那又不是一般的掌故小品，卻是筆端飽蘊感情，把私己經歷和社會史交織起來的歷史評論，憶舊的同時剖析當前社會失落了什麼，提醒大家不要只被新東西迷惑。這些文章我總覺得和他的學術背景有關，他95年在德國拿的博士，論文題目是《中國民俗學學科史1918-1949》。「我研究的是在那段日子裏，西學如何影響了新文化運動，使顧頡剛等人開始用現代科學方法系統地收集和整理歌謠、傳說和祭祀活動等民俗傳統。那是草根的中國文化，過去的正統士大夫並不重視，卻非常有意義，可惜共產革命之後就戛然而止了。」「因為共產黨雖然也蒐集民歌，甚至推動秧歌舞，但目的是為了政治改造它們。這和民俗學者想保留傳統的精神大相逕庭。」
「所以我以剷除共黨專政政權為己任，他們原來只不過是一批政治流氓加上少數讀書不精的人，胡亂從西方引入馬列主義的東西，完全違反了中國傳統，所以不會得到百姓真心支持。他們數十年來的作為不知摧毁了多少中國文化裏有價值的東西。」
我最早看到陳雲文章，就是在80年代的《開放》和《香港時報》，那時他已是旗幟鮮明地反共，但沒想到他今天還是這麼毫不忌諱。而且他反共的出發點也和如今大部分批評共產政權的人不同，是從中華文化興滅的角度出發。這會不會是與他出身自新亞書院有關呢﹖因為這種久違了的說法正是以往徐復觀等人愛談的。「看他們的書成長，多少有間接的作用。但我在學術上比較傾向於錢穆，可能寫作風格受了點徐復觀的影響。」那你贊成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嗎﹖
「是的，我贊成。可是另一方面，人權和自由等價值也非西方獨有，而是一種普世價值，中國傳統也有這些東西。說到自主的民間社會，中國向來有深遠的民間結社傳統，搞祭祀的香會和濟貧民的善堂就是民間自發互助組織。香港的可貴就是保留了這些傳統，如東華三院。同時香港也有現代西方的體制和論述，我們須承認它們可以更好地發展和保護那些普世價值。其實中國古代也有商品經濟，現代西方的文官體制甚至起源於中國。所以香港在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兩方面都很有價值。」
陳雲修道，講求變化，所以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的話也進入共黨去「混迹」一下。「因為比起平庸，共黨有成大惡的能力，也有做好事的可能。」「其實現在的共產黨也有點不一樣了，進入了全球秩序，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少了浪漫，多了實際。」「其實我老是批評他們也會因了解而諒解，甚至變得像他們。這是要小心的。」
古代文人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呆子，往往還要健體習武，預備有天要帶兵上戰場。我知道陳雲功夫底子不錯，打過蔡李佛和詠春，可是他當初為甚麼要習武呢﹖「為了打架，學功夫當然是要打架。甚麼健身云云是騙人的藉口，因為站樁一類的基本功其實非常傷身。我覺得最好打的是太極，所以也學過陳家太極。但是陳家太極有很多招式也是會練傷肌肉筋骨的。」那你現在還有練功夫嗎﹖「我現在還在練，但不多，只是簡單的動作。總得保持一定的狀態，隨時可以作戰。其實學武和寫評論都是要保持戰鬥性，看不過眼就要出手。中國知識分子有武技傍身，又習得一身道術，才可以隨時收伏妖邪。他們這麼做沒有西方知識分子那麼系統的理論支持，但靠一股自然的正義感。」
後記﹕最老的激進派 最年輕的國粹派
說起來，陳雲這個筆名還是當初胡恩威與我一起為他改的，就是為了變化一個身分在《明報》世紀版寫稿，好開闢另一個戰場。認識他幾年，又說不上太熟，我們是太不一樣的人了。我話多，他內向﹔我喜歡掉書袋講現代社科理論，他則沉浸在故紙堆中﹔我身體孱弱，他非常好打。但我挺喜歡陳雲，因為他跟我太不一樣了，他是個國粹派。又因為他這麼不合時宜地傳統，所以又成了我欣賞的另一種類型﹕激進分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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